殷商传承到帝乙这一代，已经日渐衰落。帝乙有两个儿子，长子微子启，次子辛。帝乙没有将王位传给长子微子启，而是传位于辛，也就是帝辛，即我们常说的商纣王。

正是因为帝乙舍微子启而传位于帝辛，才导致后面一系列足以令殷商灭亡的事件发生，如箕子被囚，比干被诛，微子启转投西周。

2.避免或减少应用奋乃静、利血平、氯丙嗪等诱发震颤麻痹的药物。

可能，帝辛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地向商人以及天下证明，帝乙将王位传给他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决定。正是他的这种急于求成、矫枉过正的做法，导致了各方反对势力和中间势力的全面反弹，以致身死国灭。

帝辛

商代是个方国林立的时代，商朝并不是大一统的国家，而是一个以商王国为主体的松散方国联盟，因此商王国与诸方国并非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商王对其他方国的首领而言，具有盟主性质。而商王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商王国势力的兴衰，只有在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之时，商王国才能凌驾于诸方国之上，以诸侯之长和盟主的身份对外行使王权。

《史记》载：“帝乙立，殷益衰。”其结果就是天下诸侯很少前来朝觐。帝乙急需一个强而有力的天才人物拯救濒临灭亡的殷商王朝。因此，帝乙舍微子启而重辛，很可能是因为他比长子微子启优秀，希望他能成为殷商的中兴之主。

帝辛的确很优秀。他口才很好，能清楚敏捷地说明任何问题。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这是一项很重要的特质。他还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当强，而且他很勇武，可以空手格毙猛兽。

但帝辛也犯了许多优秀人物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自负，以为所有的下属都不如他。作为一个领导者，与下属比能力是非常没有必要的。领导要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下属，并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本来帝辛的这种自负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纠偏的，例如贤相，可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祖上那些佼佼者的好运气。成汤开国，有伊尹辅助；武丁中兴，有傅说辅助。

武王伐纣时，历数纣王罪状，大体有四条：用妇言一，弃祠祀二，作淫乐三，疏亲族四。周武王列举的商纣王的这几大罪状的确存在，并无夸张之词。

从纣王最后的败亡来看，的确是由于在紧要关头，因为微子启这个“殷奸”与西周里应外合而亡国的。那纣王为何不重用亲族，而是重用妇人以及各国叛逃而来的反正者？

纣王无道

原因很简单，如前面所说，因为纣王得位不正，与其亲族关系不好，所以亲族多不可用。比如纣王的叔叔比干。关于比干，读者们不会陌生，因为他的重头戏就是“剖心”。

可以推定的是，这种事纣王的确干得出来，后世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确证这一点。无论如何，纣王和比干之间肯定有相当大的利益冲突。

而纣王另一位叔叔箕子，在比干死后“佯狂为奴”，被纣王所囚。箕子被关起来之后，殷之太师、少师 带着殷人祭祖的乐器跑到了西周。

周武王得到这些祭器后，马上宣称“得了天命”，率领诸侯联军发兵伐纣。纣王声称自己“有命在天”，现在天命归于西周，足以证明纣王命数已尽。

至于纣王大哥微子启，作为王位的原本继承者，纣王是肯定不敢重用的。了解了纣王的处境后，我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了。

他任用妇人组成女子智囊团，其中便有大家熟知的妲己。妲己的主要政务为女扮男装主持殷室的祭祀活动，这就剥夺了比干、箕子等人的话语权，导致殷商守旧贵族的强力反弹，所谓“妲己有宠而亡殷”，即指此。

另外，对纣王穷奢极欲的指责其实也是存在的，因为商人的风俗本就如此。如果我们奢求纣王能够像周人那样“严肃踏实”，无异缘木求鱼。然而纣王并未对这种风气加以抑止，反而为之更甚。

他先用费仲掌管朝政，费仲擅长阿谀奉承，喜好利益，殷人对他皆不亲附。之后他又重用恶来，恶来擅长诋毁正直之士，诸侯们因此益发对殷商疏远。

不过，纣王依然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亲率大军，在各国叛逃者的带领下东征西讨，终于平定四方，重新确立了殷商天下共主的地位。各国纷纷遣使进贡，就连最大的对手——与商有仇的西周也前来朝贡。

姬昌

纣王还将蠢蠢欲动的西伯侯姬昌“呼”入京师，囚禁于羡里。姬昌被族人以“美女、奇物、善马”保释出狱后，大气不敢出，韬光养晦以待时机。

虽然孔子赞姬昌“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誉其有忠贞之心。其实姬昌非有其心，概力不能耳。那么百战百胜的纣王是怎么身死国灭的呢，让我们来看他的对手——姬昌父子的经略手段。

周人来自西方夷狄之地的一个小部落，以耕种为生，这一生活习性让其部族成员以及周边的夷狄部落能够顺利繁衍，毕竟农业的稳定性和农作物能够储藏这一特点让周人可以稳定生活，这是以狩猎、游牧和商业为生的氏族部落所无法办到的。

然而农业最需要的就是稳定，但是周边部落却不断袭扰，使得周部落不得不内迁，最后搬到岐山这个地方安定下来。周人和中原文化接触后，也开始学习中原习俗，建筑城池宫室，并创立了五官有司。

周人在武丁时期，被武丁妻妇好带领各方诸侯征服，遂臣服于商，接受商人的封爵，执行商人的命令，尊崇商人的祭祀。

武丁死后，殷益衰，周人大举兴兵，统一周边地区，并逐渐东侵，而商人不能制。商人遂采取“和亲”政策，将王族女性嫁给季历为妻，生子姬昌。

季历在前往殷商朝拜时被帝乙之父文丁拘禁而死。帝乙又将其妹嫁给文王，这段历史被记载于《诗经·大明》中，《周易》中的“帝乙归妹”即指此事。

季历在任上对西周做出的突出贡献，莫过于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五官有司制度，而殷人直到灭亡仍是采用氏族制度。“商周制度在这一点上的区分，大约使周人的领袖可以直接掌握土地、人民和武力。对于各种资源的运用调度，周制当较商制灵活而有效。”

西周到了文王姬昌这一代，国力日渐强盛。他遵从祖上约定，尊老爱幼，礼贤下士，每天不吃午饭招纳天下有用之才，还设立了养老院，积德行善。

《史记》为何频频对西伯侯“善养老”这一举动给予赞誉之语，概因那时的部族多以游猎为生，而游猎部族奉行丛林原则，其重要特性之一为“贵少壮而贱老弱”。

“养老”这一措施只有在农耕文明极大发展、物质产品较为丰富的地区才能够施行起来，因此，能够“养老”在当时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

正是这一举动引起了已经再次确立诸侯权威的纣王的警惕，将西伯侯囚禁起来。之后的发展确证了纣王这一警惕的必要性：西周克商的得力人物姜尚，就是风闻西伯侯“善养老”而不远千里前来投奔的。

文王演易

西伯侯被囚禁引起了西周众臣的恐慌，以散宜生、辛甲大夫为首的一帮大臣一面寻求挽救之道，一面也在解决更大的难题，那就是西周的继承人问题。

姬昌儿子众多，传说有一百个。但是西周的继位传统是嫡长子继承制，因此，长子伯邑考成为继位的不二人选，而次子姬发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作考虑的。但西周此时面临的困境，却正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带领。

姬发就是这样的人，他英勇果毅。但姬发即位绕不开长兄伯邑考。有人猜测，伯邑考可能如纣王兄微子启一样为庶出，因此不能继承王位，但这种说法被武王伐纣前提到的神主牌位所否定。

这些神主依次为：太王、太伯、王季(季历)、虞公、文王、邑考。太王为太伯、王季、虞公之父，文王为季历之子。而太伯、虞公之所以列入神主，皆因他们避三弟季历之位，逃身于荆蛮之地。由此可以断定，伯邑考也是这种情况，因此才得以享此殊荣。

姬昌被囚禁7年，最后安全归周。而在他被囚期间，周国朝政大权已被姬发掌握，而且，姬发是在群臣拥立下排挤其兄自立的。所以姬昌归周后，只能高踞在王座之上，眼看姬发以他的名义，伐犬戎，伐密须，伐黎，伐崇，迁都于丰。

而姬昌在这最后10年里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借其贤名联合了东夷的齐，最终两国东西夹击，将殷商灭掉。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姜太公渭水钓文王”。

周人伐黎之举引起了殷人中有识之士的恐慌。黎在今山西上党，已迫近商人本土。殷商的祖伊听说后，感到很害怕，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纣王。但是纣王的反应很是冷淡：“我有天命在身，能奈我何？”祖伊大恨，出来跟人说：“纣不可谏矣。”

第二年，周人伐邘。邘为商王田猎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沁阳，在黎的南边。黎、邘两地距离王都朝歌已经相当近了，站在高山上都可以俯瞰朝歌附近的平原，直叩殷商大门。

第三年，周人伐崇。崇在今河南嵩县附近，一马平川，可抵孟津，为商人的重要军事据点。周人动用了攻城战具挠钩和云梯，历时三个月，攻了两次才获得重大战果，然而未能攻下。最后，周人筑垒围城，守军在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只好投降。

伐崇第二年，文王刚死，武王“父死不葬”，迫不及待地大会诸侯于孟津，准备一举攻克朝歌。但就在进军前夕，他停止了脚步。诸侯们都说：“纣王是可以讨伐的。”然而武王说：“你们还不知天命，纣王现在还不能讨伐。”于是还师归国。

武王伐纣

武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很可能是得到了来自商人内部的情报预警。之后，武王改变了经营策略，派遣姜尚前去东夷借兵，鼓动东夷造反，并答应事成后给予对方丰厚的报酬。

同时，他又让黎地驻军日夜袭扰商地，自己则学习其父，韬光养晦，以待时机。因为他意识到商纣王不是个可轻易战胜的角色。

其实根据记载，在武王改变策略之后，纣王曾打算对已被周人占据的黎地采取军事行动。《左传》记载：“商纣为黎之搜(打猎)，东夷叛之。”

打猎，在我国古代其实就是军事行动的代称。去已经被周人占据的黎地，更不可能是简单的打猎了。不过如《左传》所说，此时东夷叛乱了，等于救了周人。《左传》又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总结下来，就是纣王打算攻击黎地的周人之时，东夷趁机叛乱了。于是他又亲征东夷，将东夷俘虏带回朝歌，但元气大伤。

喘息未定之际，微子启派人给周人送信，承诺里应外合，策反东夷俘虏。周武王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再次兴兵。最后在牧野战场上，东夷俘虏临阵倒戈，殷师大败，纣王自焚而死。

因此，东夷的叛乱成了周人克殷的关键，那么为什么东夷会在这时叛乱呢？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东夷人——姜尚，姜子牙。

周武王二次伐纣时，慑于纣王武威，不敢轻举妄动，遂占卜于祖庙。占卜结果不出所料，并不乐观。适逢暴风雨将至，西周大臣人人心生恐惧，不敢言战，只有姜尚奋力强争，武王才决意东行。

而在牧野战场上，又是姜尚一马当先带领百位勇士冲入殷商阵营，将商军击溃。因此姜尚是周人克商的最大功臣，也是出力最多者。

牧野之战

他的意志可以直接影响武王的决策。甚至在占卜不利、凶兆尽显的形势下，他居然可以一言扭转乾坤，可见姜尚在西周朝廷中的分量。

那么姜尚真正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传说中周文王的助手和如诸葛亮一样的托孤之臣吗？他的真实背景究竟是怎样的呢？

姜尚，东海人，祖上为羌人。近人如章太炎、傅斯年等皆认为，姜与羌，其字出于同源，在姓为姜，在种为羌。其先祖伯夷在帝舜时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于是被封于吕地和申地。后世子孙遂以其封地为氏，氏吕或者氏申。

《史记》记载姜尚穷困年老，在渭水垂钓以待文王。文王出去打猎，善卜者说他能得到“霸王之辅”，于是两人相见甚欢。

文王说：“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会有一位圣人来到西周，帮助西周龙兴，这个人难道就是您吗？我早就在此盼望您的到来了。”于是让人称呼姜尚为“太公望”，与他一起坐车回去，还立他为武王师。

这个故事的疑点在于，姜尚素无德名，就有一张巧嘴，周文王会单凭一个钓鱼穷叟的几句话就把他看作圣人，将国政大权放心交给他吗？

文王要实现克商大业，难道会如此草率吗？其中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真相。太史公也觉得这么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于是又补充了两种可能，这样就显得有点靠谱了。

前一种可能是，姜尚曾游说诸侯，然而上到纣王下到各国诸侯都对他没有兴趣，最后他没办法才投靠了西伯侯，把姬昌说服了，姬昌将他当作圣人。

后一种可能是，他是个隐士，周文王被纣王囚禁，其臣属满天下找高人想把他救出来。其中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于是前去请对方指点，三个人商量出的办法就是花钱搭救。

文王获释后，众人向姬昌表功，说姜尚这个人厉害，想出来花钱救人这一招，于是姬昌就邀请他担任“文武师”，作为他和姬发的老师。

武王伐纣

《战国策·秦策》记载：“太公望，齐之逐夫。”逐夫也叫出夫，意为被赶出家门的上门女婿。《封神演义》根据这个史实给姜尚娶了个60岁的黄花大姑娘，而且对方看他没出息，还跟他离了婚。

由此可见，姜尚的身份为东夷人的女婿，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他被扫地出门。他先去给殷商打工，但不被纣王重用，后来便开始了大半生的游说生涯，结果一无所获。最后他在古稀之年遇到了一心克商的文王，两人一拍即合，终成大业。

那么问题来了，两人为何能够一拍即合，并让文王对姜尚交付信心？他究竟给文王带来了什么，让文王大喜过望？答案几乎跃然而出：他给文王带来的，或许就是东夷人交给他的克商任务。

帝乙时期，殷商衰弱，东夷各族遂趁机将殷商东南地区瓜分，逐步移居到中原之内。在这种拉锅状态下，暂时臣服的东夷人一方面派人前往殷商改善关系，另一方面派人前往西歧联周抗商。

反戈一击

事实证明这一招很高，两边的工作成绩都非常理想。而西歧为何会相信姜尚呢，大约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何况西周与羌人的另一支——西羌关系密切。

西羌世代与周人联姻。周人东迁于岐山后，为了争取土著羌人的支持，遂与当地羌人打成一片，双方互相联姻。太王配偶即为姜女。周人从文王开始，西周12代王，几乎每一代都有一位姜姓的王后。

因此，武王孟津大会诸侯，诸侯都说纣王可伐，但是武王收到微子启的情报，没有轻举妄动，就把这次会师当成演习，班师回朝等待时机，让驻扎在黎地的驻军不断骚扰商境。

纣王遂率军以打猎为名，意图攻击黎地的周人。结果东夷之齐误判形势，以为殷商此举将大规模伐周，于是想浑水摸鱼，得渔人之利，遂举起了反叛大旗。

不想殷、周根本没有打起来，商军士气正旺，遂举兵东向，一举击破东夷，俘获俘虏回朝。第二年，微子启与俘虏们达成秘密协议，派遣太师和少师二人将里应外合的计划报告给西周。

周武王见时机已到，决定起兵，没想到占卜不利，群臣皆有退却之心。此时东夷代表姜尚强劝武王，要求遵守双方之间的协约，武王不得已，遂行。

不止周武王，就连姜尚对这场战争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姜尚为了本族利益，抱着必死的决心，亲自冲锋在第一线。没想到战争异常顺利，殷商主力部队被击溃，东夷俘虏部队临阵倒戈，纣王“死社稷”。

身死鹿台

因姜尚功大，周武王遂封他为齐侯，赐封地于鲁。武王死后，周公摄政，恰逢管蔡和武庚作乱，东夷各部趁乱而起，周公遂照会齐太公姜尚杨方配资线上站，给了他征伐之权。齐国从此实际上独立于周人之外，成为临海大国。